她埋藏数十年的最大恐惧在瞬间袭来：难道她辛辛苦苦养大的是被人拐走的孩子？
佩吉·莱夫从韩国领养的女儿在上世纪80年代发给她一个纪录片链接，揭示了这个让她们成为一家子的领养系统中充斥着欺诈行为：文件造假、婴儿调包、孩子被从街头掳走后送至国外。
莱夫痛哭不止。
今年秋季，随着一系列报道和与公共电视台合作制作的纪录片揭露韩国如何建立婴儿输送链、以最快的速度将孩子送至海外以满足西方需求，超过120名人士联系美联社。这些报道披露中介机构哄抢婴儿——胁迫母亲、贿赂医院、伪造文件——震动了全球领养界。写信的人大多是被领养者，但也有一些像莱夫这样的领养父母，得知自己支持的竟是这样一个系统后震惊不已。
"我无法接受有人失去孩子的事实，"莱夫说，"我停不下来地想这件事。我不知道该怎么做。我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做到。"
40年前，莱夫夫妇正饱受不孕症困扰。他们将建立家庭的希望寄托于从墨西哥领养一个婴儿，为此支付中介机构数千美元并等待数月。随后该机构负责人被捕，他们得知那些墨西哥孩子是被强行从家人身边抢走的。莱夫心碎欲绝，但时至今日仍记得当时看着丈夫说："感谢上帝我们没有抢走别人的孩子。"
但如今她不确定这一点。因为他们后来又从韩国领养了两个孩子带到威斯康星州的乡下家中，先是一个儿子，接着是一个女儿。这两个孩子并非亲生兄妹，但他们档案里的故事惊人地相似：年轻的未婚妈妈在工厂工作，孩子出生后父亲就消失了。
当时莱夫仍相信跨国领养的常见说法：这能让孩子免于在孤儿院长眠或陷入贫困。
"我不信这个了，"莱夫说，"我不知道该信什么。"
明尼苏达州治疗师卡梅伦·李·斯莫尔专为被领养者及其家庭提供服务。他表示许多人感到深受背叛。单个被领养者早就分享过身份造假的故事。但今年曝光的内幕显示整个系统长期通过更改孩子出身背景故事来加快领养流程，包括明明知道孩子父母是谁却标注为"弃养"。
斯莫尔本人也是80年代从韩国被领养。他总结自己从被领养者那里听到的反馈："我现在一无所有了。我现在该信什么？该信谁？"
莱夫的女儿珍·汉密尔顿一生都在认为自己是被遗弃的孩子，常常开玩笑说："这就是小时候被丢在垃圾桶里的下场。"
这件事影响了她一生：她说自己已幸福地结婚九年，但总有挥之不去的不安全感："我不断问丈夫，'你生我的气了吗？我做错什么了吗？'你会想离开我吗？"
现在她已不确定自己是否真的被遗弃过，因为曝光的虐待行为太过系统化，连韩国政府都称之为"人口贩卖"。
"不可能犯下那么多错误。这一定是蓄意为之。整个体系就是一个谎言之树，"她说，"我恶心。"
开创韩国领养业务的美国机构霍尔特国际福利团未回应美联社的多次置评请求。
改革正在席卷欧洲——多国已启动调查、暂停跨国领养并就未能保护被领养者向他们道歉。但接收韩国被领养儿数量远超其他国家的美国，既没有审视自身历史也没有检讨责任。
美国国务院今年夏天告诉美联社，他们将与历史学家合作梳理历史，已初步发现一些文件可能被伪造。但他们表示没有证据显示美国官员知情。国务院此后表示，"未能找到任何能提供上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美国政府在韩国领养中所扮演角色的记录"。
韩国警察厅证实，在美联社报道和纪录片于9月发布后数周内，被领养者在韩国国内警察局和北美及欧洲各大使馆登记DNA寻找家人的数量激增——10月和11月有超过120名被领养者登记，而今年1月至8月月均不足30人。
韩国政府坚称领养是照顾有需要孩子的必要手段，包括未婚妈妈的孩子或其他被认为被遗弃的孩子。但韩国卫生福利部向美联社承认，上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领养热潮可能是出于减少福利支出的动机。
韩国真相与和解委员会自2022年起受数百名被领养者申诉推动开始调查政府在跨国领养问题上的责任，预计将于2月发布中期报告。该委员会在其网站上转载了美联社的报道。
2023年通过的法律要求所有领养记录须于今年7月前从私人机构转移至名为儿童权利中心的政府部门，以集中处理寻亲请求。该中心证实私人机构掌握约17万份领养档案，但中心主任 Chung Ick-Joong 由于资金和其他挑战怀疑能否及时获得存放和管理所有记录的空间。该机构预计寻亲请求将大幅增加——Chung 称"可能增加十倍"——但仅有资金增聘五名工作人员加入现有的六人寻亲团队。
Chung 承认领养法中的缺陷持续了数十年，韩国直至2012年后才要求领养必须经过法院程序并保留出生记录。
"很难确定此前记录不准确的责任人，"他说，"可能是领养机构有过错，亲生父母可能说谎，或是孤儿院出了问题……没人真正知道真相。"
韩国领养机构近几个月大多拒绝美联社的置评请求，通常以隐私问题为由。
倡导者坚称多数领养家庭兴旺发达，父母和孩子都过着快乐的生活，无需像莱夫和汉密尔顿那样质疑整个行业。
汉密尔顿在威斯康星州一个几乎全为白人的乡下社区长大，当时她只想要被接受。但有了自己的孩子改变了一切。她第一个孩子出生时，看着他让人心跳漏拍。
"这说不清，就像我这辈子头一回认识一个与自己血脉相连的人，"她说。
她想了解自己的历史，这样孩子们就能知道他们的历史。她给领养机构写了封信，几周后对方联系到他们说这就是她的母亲。这个过程充满情感冲击。
但很快她感觉自己有更多问题而非答案。对方的名字与文件不符，她给出的父亲名字也不同。出生日期和地点都不对，她说的工厂打工经历也是假的——他们其实是笔友。
汉密尔顿让对方去做DNA测试，但对方不知道如何操作。汉密尔顿认定这不是自己的亲生母亲。
美联社的报道发现多个案例中，中介机构将被领养者与所谓生家庭联系到一起，结果双方见面后发现完全没关系。
汉密尔顿正在尝试通过DNA结果梳理父亲那边的线索，联系远亲、堂叔伯侄女和半曾祖姑妈。
"这就成了执念，"汉密尔顿说，"就像你开始拼图，就必须找到缺失的那块。"
国际被领养者之声组织创始人琳内尔·朗表示，各国政府起码需要通过法律强制中介机构向被领养者提供完整且未删减的文件，而非现在还要被收费。
朗表示像莱夫这样的父母扮演重要角色，因为西方国家法律总是偏袒领养父母——让领养更快速更简单。她说许多人都坚持那个他们拯救了需要孤儿、对方应该感恩的故事，尤其是在美国，那里尚未出现欧洲正在经历的震荡。
"我们真的需要美国的领养父母，如果他们有内疚、羞愧或失落之感，站出来承担责任并要求制定法律将这些行为定罪、防止此类事件再次发生，"朗说。
汉密尔顿与父母关系密切；她刚装修了地下室方便他们过来。她说自己为自己难过，但更替母亲难过——对方急切想知道自己的孩子是否真的有父母在某处寻找他们。
"然后我说，'为什么？是要把我们送回去？' 汉密尔顿说，'我不愿当受害者。'"
她说自己很高兴被领养，并不向往在韩国的另一种人生。
莱夫说她深爱自己的孩子们。但如果当时知道现在知道的事，她不会从国外领养。她说："我宁愿不生孩子，也不愿养着别人不情不愿送走的孩子。我想象有人抢走我的孩子。那些可怜的家庭，我无法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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